饼几个节，茱迪带了晚服到公司来，全挂在我房内。
她是个很乖娇的女孩子，高挑身裁，白皮肤，商科毕业第一份工作便找到我们公司，一做两年，熟稔之后，会得自动替我做许多额外的工作，是以我也准她用我的房间来做更衣室。
我一抬头便看到那几件衣裳，真的是廉价货，宝蓝的粉红的艳黄的，钉着亮片，镶着羽毛，披披搭搭，但你别说，穿在茱迪身上，衬看她圆润的手臂及背脊，并不难看，反而有一两份原始性的诱惑。
事实上她人也不漂亮，苍白的面孔，略黄的头发，但不知怎地，把眼睛一描、粉一上，衬着玫瑰红的唇，把头发腊一腊，也就是亮晶晶的艳女一名。
是不是年轻？抑或是有信心？我不知道。
所知道的是，甘六岁的我，只比她大五岁，已经没有朝气。
那样的衣裳，我也穿不出来，我所有的，只是一件圣罗朗黑色皱纱的长裙，我坦白同你说，女人穿得优雅，不过是给女人看的，男人才不管女人穿什么，男人最好女人不要穿。
茱迪白天做工，下班便换上晚装，化上浓妆出门，天天去跳舞。
夜夜如此，第二天九时正，又得坐在办公室里，她总也不累，呵欠也没一个，亦不见有黑眼圈，是什么支撑她？
我没敢问。
我没有地方去。
回到家，多数往床上躺着，看电视，不是酸葡萄，别来叫我，我要追长篇剧，一次推不过，跑去吃一顿饭，结果忘了看《花债》之大结局。
我没有录映机！笔此打电话打锣般找黄筑筠，片子是她买回来的，她一定知道结局。
“菲比凯斯到底是谁生的？”
“你猜。”
“三个女人都不是她母亲。”
“去你的，是那美国女人，《缧丝》杂志的创办人。”
我心头放下了一块大石，原来是她。难为我看不到大结局一直睡不看。
我的节目不过如此。
我的唇膏一直是豆沙色，我的眉笔棕色，我从来不敢把眼皮搽成一半金一半紫，我看过太多的妇女杂志，都向时代女性谆谆善诱，叫她们努力工作，千万勿突出性感，或是女性的本钱。
于是我成为一个孤清的淑女，时时在小处著迹：底裙，永远不露出来。内衣，以肉色为主。袜子从来不勾丝。连粉扑都定期洗涤。每隔两天便洗头。清洁、整齐、理性。
没到年纪已像个老站婆。
我看茱迪像是完全不注意这些条款，无端端黑色绢花丝袜去配粉红高跟鞋，但是男人看到她，全部眼前一亮，我很佩服她。
不管好女邪女，能吸引男人的便是有办法之女。
她那些男友也很不错，管接管送，买票子订台子，都不用她费心，看着她每天高高兴兴出去，为女性争气。
我竟羡慕她。
有人送来一盆铃兰，搁我桌上。
铃兰这种花，俗称谷中之百合，花白色而细小，只只像铃，也像小钟，很香，沁人心脾，法国秋奥有种香水，叫狄奥莉丝幕，便纯用铃兰制成，非常茫然及幽美的香，若有若无，但是太高贵，不容易接近。
原本要待五月才开花，法国乡下的少女，人手一串，买回插在瓶中。
谁买给我一盆铃兰？
小小的花钟，一串串，仿佛可以摘下吸其中的花蜜。
不似茱迪送我的，她会得送非洲紫萝兰，但不是铃兰。
是谁？
还有一只白信壳，拆开来，上面用紫色墨水写：“与我跳华尔滋。”
没有署名。唔，紫色墨水，可惜我不认识简而清，否则准是他，还有谁那么了解女人的心意？
华尔滋。
不知谁同我开玩笑。我不会跳华尔滋。
我不会游泳，不会跳舞，不会打球，亦不懂玩乐器，什么都不会。
这是谁？
我把花盆转了转。
茱迪跑进来，“可不可以放早一小时，莉莉及奥莉花她们都四点钟走。”
“可以。”我简单的说。
“你真好，甄小姐，你真好。”她笑得似一朵花，即使是浓艳的花，也还是花一朵。
“今天又到那里？”
“一家新开的酒廊，叫卡萨诺娃。”
我微笑，又通宵达旦。
吃完夜饭九点，还嫌早，先去看场电影，十一点散场才到酒廊去喝一杯，到一两点钟回家。
怎么可能，每日我到下班都已经相当疲倦，如果吃顿饭还可以应付，其余就恕不能奉陪。
或许茱迪会得说：“年纪不一样。”
我还是不要自取其辱的好。
她把颜料厚厚涂上面孔，一层一层，我亲眼看着她似变戏法似的把五官变出来，红是红，白是白，略嫌粗糙？不要紧，她有一罐矿泉水，对牢面孔一啧，雾水珠使粉沉淀，用化妆纸印一一印，使全部被皮肤吸收。
哗，滑得如剥壳鸡蛋。
她妖妖娆娆的去了。
真好。
我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。
张太太过来查视我，“对了，那个报告在假期之前是一定要赶出来的。”．
我还想同她打趣几句，“新历年还是农历年假期之前？”
谁知张太太板看面孔，假装没听见，“记住。”
转头就走。
我索然无味。下属是下属，没情讲。她要说笑，大家便得陪笑，她没心情，便不听笑话。也许人人那么向往升级，便是为获得这种权利。
我又把铃兰的盆子转一转，闻到一阵幽香。
是谁开我的玩笑？
既然那么赶，我想把部份稿子先拿出来打字。
打字员全部下了班。
我看看钟，四点四十分。
他说的，五默前会得给我电话。
大抵不会了，说过算数，我也没怀什么希望，有种做债主的感觉：“你几时回覆我？”
“你几时走？”“五点。”“我五点前给你电话。”两人一齐挂上电话。
我也不想做到这样。
一半是被逼的，一半是不甘心。
太讲风度，也不行，那么不计较，以后还怎么混。
澳天问起，又说一时走不开，不好意思，现在不一样见，哈哈哈，呵呵呵，拿他没办法。
铃兰，当然不会是他送的。
以前他送过台湾玫瑰花，瘀黑的紫红搁冰箱运来，都开不出，花瓣死命包紧着，一下子茎就软下来，还含苞与盛放呢，见过那种玫瑰，把女人比玫瑰简直侮辱。可是一星期后我还是会拨电话给他，闲闲问一句：“怎么样，几时出来。”
如果是真的钱债案，倒好辨，找个律师付数百元叫他代为追讨，什么事都没有。
但这不是钱。
也许我应当放弃这一笔债项，当烂帐一笔勾销，连利息都牺牲掉。
现在这样念念不忘简直不是生意经，磨得我壮志消沉。
明天是假期。
花摆在办公室里，抑或带回家？
也不是没有收过花。转职、生日、或是为朋友做了事，多数会得收到花。
送滥了，写张支票给花店，随便送什么：玫瑰、丁香，当事人也许是挂帐的，花也没见过。
这盆铃兰是不同的。
不过也不需要小题大做，使它在办公室搁一天吧。
如果给同事看到我捧看那样的小意思走进走出，真会笑大了嘴。
同样的一件事，十八岁做，是天真纯清，廿六岁做，是老十三点。
我性格略为狷介，不能视旁人为无物，我颇介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如何，所以不能胆大妄为。
我终于在下午六点下班。
街上人潮如涌，都赶着回家过节。
店铺还没有休息，几万枝火的灯光照向各式名贵礼品，尤其是首饰店，都在大减价。
有些女孩子以艳羡的眼光盯牢各种颜色的宝石，心向往之，也有一个印度籍的女性嗤之以鼻，“讨厌！展览财富最令人厌恶。”她说。
我并没有逗留。
头一两年赚钱的时候，特别爱把薪水用来装扮自己，首饰、衣物、能买的全买下来，手袋都几十只，鞋子数不清那么多。
到现在反而不计较。
有两个早结婚的女同学问我，“你周身名牌，到底为什么？”
我倒是愕然。
我都不觉得。多年来都在那两家店买东西，因为招呼好，货色齐，而且经济，万一褪了色，还可以拿回去投诉。
我不觉得自己周身名牌。我现在穿衣服纯为护体，早不讲究花式，况且做我们这种公司，也不必花姿招展，同事们都很朴素。
但在家庭主妇眼中，我还是名牌崇拜者。
我耸耸肩。
在路上逛也不是办法，我坐下喝一个龙虾汤，吃一块面包。
到八点多才踱回家，开了电视机，躺到床上，鼻中还似有铃兰的香气，此刻又后悔没把花带回家来。
他的电话始终没有来。
第二天是新年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深觉这一天跟另一天没有什么分别。
离婚后，只觉清静的日子便是好日子。
我并不想说谁是谁非，真的要开起研讨会来，自然百分之一百我是人非。
对象是家人所认可的，我并不是叛逆的少女，故意走一条错路来得标新立异。只是我的对象在婚后与他在婚前的包装是完全两码子的事。而且不要怪我不在事前看清楚，这种事在事前是永远没法子看得通的，等于买六合彩一样，六个号码在没开奖前怎么会知道，所以不必严肃地教训结错婚的不幸人士。
于是离婚了。
分手后似陌路人一样，完全没见过面。
真庆幸自己有份工作，在事后可以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？可以这么说，但怪自己多此一举，结什么婚，别以为社会开放，一般人士仍然振振有词，离婚妇人长，离婚妇人短，旧闻当新闻，老是咬着不放。
去年农历年，跑去作客，一个老头正在派红封包，走到我面前，托一托眼镜，上下打量我，忽然说：“你结过婚，不给你。”
我又没向他拿！
无端受许多这样的气，很觉无味。
为免招致更大的侮辱，便索性守在家中不出去，更似心中有愧，我几乎要怨起吃人的礼教来。
每个人走的路都是他自选的，既然认定要这样走，也没有什么好怨。
我也不似在等谁的电话。
电话铃很少响，也不找人—人也不找我，公平交易。
从前刚同配偶分手，也有男人醉醺醺在晚上十一点半左右打电话来：一我们在黑天鹅，你来不来？”
我还想给他一个落台的机会，正支吾，谁知他喝我：“不用找借口多噜嗦，你到底来不来？”
我只得说：“不来。”
他立刻摔了电话。
你瞧，还怪我。
这种电话，不听也罢，并不是酸葡萄。
空的时候顶多同女友去吃杯茶，也不能常去，因没有太多的消息要交换，大部份的时间还得靠自己打发。
幸亏我是电视迷，而本市的电视节目那么精彩，百看不厌。
大概是要这样终老的，我老笑自己。
但一则乐得清静，二则我还有时间，即使十年后再出动，也不过三十六岁。
三十多岁的漂亮女人不知有几许，现在的趋向是：什么，你末够三十五？那你不配做有味道的女人。
而二十六真是尴尬年纪，不三不四，我决定坐在家中修炼一段时间，同时致力事业。
每个成熟而标致的女人都有独当一面的工作。
我心一直牵记那盆铃兰。
哪位男士那么好品味？
会不会是同事们开我的玩笑。
大抵不会、男同事不是结婚三十年，就是夜夜笙歌，怎么会有空同我开玩笑。
女同事忙谈恋爱，忙打毛衣，自然亦无暇兼顾。
这么说来，竟真有人想请我跳华尔滋？
我想来想去想不出这个人是谁。
一月一日就是这么胡里糊涂过去的。
上班第一件事便是去注意那盆铃兰。
真神秘，一个钟都没有掉，看上去似假的一样，香气馥郁。
电话铃响，茱迪的声音，“甄小姐，我不舒服，想去半天假，上午我已叫莉莉过来替我，她老板出去开会。”
“好，”我说：“下午见。”
张太太进来找我，我立刻说：“我已经找人在打笔记，下午可以交给你。”
“你的茱迪呢。”她横一横眼睛。
“病。”
“你老让她病，宠坏她，你看我那彼莲，我可不给她病。”她有点自得，转身出去，扬起一阵风。
我很服她。
也许茱迪是真病，也许假病，有什么相干？广东人说的，吊颈也给人透透气，何必逼人太甚。
也许我不及规格，也许做老板一定要有那个样子，让下属听见他名字都吓得膝头撞膝头。
下午茱迪回来。小泵娘是真的病了，一直吸鼻子，面色苍白。
她一手扯看外套，另一手把信件递进来。
今晨我没有出去取信。
同样一只小小白信封落入我眼中。
我忙不迭拆开来看。
里面亦没有上下款，只写着“我正在想法子提起勇气约会你。”
全句十余个字，没有错字没有别子，文法亦不错。
别以为写中文容易，写得通还真不简单。
仍是紫墨水。
我想说：如果你约我，我一口答应。
但一整天都没有私人电话。
都是公事公事公事。
他当然已经忘记我，不在话下。新年新作风，老实说，我也想忘记他。
最好有新的发展。
茱迪在吃药，看上去很辛苦。
“要不要放多一日？”我问。
她说，“听说张太对我不满意？我有医生写的信。”
“别理她。”
茱迪笑笑。
“着凉？”
“我们在沙滩上散步至天明。”
哗，真有精力。
原来无论做什么，先决条件便是健康，连浪漫都要精力。
“这么冷。”我说。
“我不觉得，”她一边擤鼻涕一边陶醉的说：“有什么冷？我的手一直被他握着，我并不觉得冷。”
“你们会结婚吗？”
“结婚？”她膛目结舌，仿佛不是与我在说同一语言。
“怎么，不打算结婚？”
“我们想都没想过要这么做。”
呵，纯享乐。
“甄小姐，白天做工那么辛苦，下班之后，总要找些有趣的事来做，否则会疯掉。”
她说得对。
我就快要疯了。
总得做些事来调剂精神。有些人喝酒，有些人吃烟，有些人泡的士可。只有我，除了偶然幻想太阳会得终久照进我的生命，简直一点不良嗜好都没有，生活苦闷，日积月累，真怕自己会崩溃。
茱迪说得对，我要向她学习。
从何学起？真是难题，我还可以出来去疯吗，还会有人请我去跳舞玩耍吗。
报告打好拿进来，我查一查错字，便交上去，用不用就随她了。张太很有一点怪脾气，她看不得有人闲着，有用应用，她爱叫人写长篇大论的报告，写好之后改十次，经过三个月，那篇完美的报告使束之高阁，没了这件事，永不见天日。
开头的时候大家都很困惑，久而久之，养成习惯，也不当是一回事，不过士气差得不得了，因大家都分不清哪件工作是真正重要，哪件是张太叫我们做来寻开心的。
这是另外一件事。
我替那盆铃兰加了几滴水。
不知它可以摆多久。
那个人会不会鼓起勇气来约我？
那个人是谁？会不会是我一向倾慕的那种成熟，有一份好工作，对女人负责的男人？
每次我看到那样的男人，心中都会想！我小时候也是一个标致的女郎，为什么从来没遇到一个这么好的男人？
后来不大想了。
因为泰半嫁得好男人的女人，隔了几年也都不开心，也都离了婚，正如我说，看包装怎么可以真正认清楚一个人。
铃兰的香使我着迷。
五月，五月要到巴黎，搭火车去到近郊，者漫山遍野的花，一搭搭紫色、米白、淡黄、深深浅浅的红，一层层，每一处都像印象派的风景画。
爱煞了这样的情景。
我坐在书桌前胡思乱想。
茱迪说：“这些信都过期，要即时答覆，还有，有两个电话必需要覆，你看看。”
我完全不想做事。默默头，呆坐。
逢人都会有心不在焉的时候。女人当然喜欢遐思，而男同事，在赌马、炒金子，买卖股票上费的精神，恐怕比任何女同事都多。
我终于问：“茱迪，这盆花，是谁送来的？”
“花店吧。”
“你肯定？”
“是小明拿进来的。”小明是公司里的后生。
“你去问小明，由怎么样的人送上来。”
“肯定是男人，这是什么花？挺有趣。”
“去，去问小明。”
她出去一会儿，回来。
“小明说由一位很斯文的男士递上来，不过那位男士是花店的伙计。”茱迪含笑说。
这丫头在笑我。
“哪家花店？”
“没有看清楚。”
早几年收到神秘花束，不过是由它摆在书桌上，直至憔悴丢掉，无声无息，谁去查究。
女人越老越贬值，到三十多岁的时候，再收到花，大概要感激流涕痛哭起来。
我再问：“真的没有留意是哪家花店？”
“没有。”茱迪不经意。
我捧着一杯热可可，一边暖手，一边啜喝。
今天是不打算做什么的了。
我在等下班。
有一位女友说上班好比坐牢，说得很对，每天八小时，而且还要穿戴整齐去坐。有成就时可以坐得很兴奋，工作不满意，当然坐得委曲。
我并不喜欢这份工作，也许是鼓起勇气，找新职的时候，会不会？
有人在暗中注意我，我不可以令他失望，下班我要去剪个新发型，订数套新衣服。
越想越高兴！忽然茱迪进来对我说：“电话。”她向我挤挤眼。
我立刻明白，取饼听筒：“喂。”
“好吗？”是他。
我声音从来没有这么愉快过，因为他对我已经不重要，“好得很，假期开心吗，有什么新计划？”
他却意外，“你呢，有没有去什么地方？”
“累都累坏，足足睡了一天。”
他不置信，他不相信这是我。他问：“下班有事？”
“有，”我爽快的拒绝他的施舍，“我要去购物装扮自己。”
“那么，再见。”
“再见。”我很乐意地挂上电话。
下班我寻找节目，逛遍名店，收获甚丰，我忽然改变人生观，别人不注意我，我也得看住我自己，为什么？是为那盆铃兰？
说句笑，说不定哪位理想男士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叫我去赴约，我不能一副倦相。
可惜梦醒得很快，正当我穿着新衣，换了新发型跑进写字楼，有一位后生模样的男人已在等我。
茱迪同我说：“他说送错了东西。”
“什么东西？”我问。
那位来者问：“这位是不是大安洋行的贾小姐？”
“不是，”我说：“我们这里是太安洋行，我是甄小姐。”
“送错。果然是送错，这位小姐有没有见过一盆铃兰？”
“有，”我说：“在这里。”
“对不起，我想取回去，我代表芬芳花店。”
我呆呆地，送错了？原来一切都是场误会。
“是这一盆吗？”茱迪问。
“是的小姐，”他说：“还有两封信，能否还给我？”他很焦急。
“我们买下它可以吗，你另送一盆到那边去。”茱迪说。
“小姐，只有这一盆。”他很为难。
“你取走吧。”我说，一并连信也还给他。
茶迪脸上露出很惋惜的样子，旁观者清，她看得出我是多么喜欢这一盆铃兰，它给我带来多少希望及鼓励。
花店职员千恩万谢的捧走那盆花。
茱迪与我都不再说什么。
我耸耸肩，信我拆阅过，花我欣赏过，原来只是弄错了，是送给另外一位小姐的。
有些人幸运，有些人不。
但我不会因此萎靡。我不会辜负新装新发型。我同茱迪说：“中午我们一起出去吃饭。”
谁知道，或许有新发现。